我一直关注着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围绕杨绛先生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一文的讨论。不过，读了9月16日所载孔庆茂先生的文章，感觉讨论有些变味儿；骨鲠在喉，不得不吐。
我认为，范旭仑、李洪岩二位就杨绛先生的文章提出商榷，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。当然，杨先生是钱钟书的夫人，本身又是知名的小说家，后辈学者挑她文章的毛病，可能有些人看了感情上接受不了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如果要批驳范、李文章，就应该就事论事，依据材料，指出范李文章哪条对，哪条不对，不应该跑题，拉扯许多文章之外的东西，更不应该带着情绪深文周纳。
孔文诘问范、李两位“以前是把杨先生文章的每一句话当作经典语录，怎么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”；“当作经典”是指他下文鄙视的《杨绛〈钱钟书与围城〉笺证稿》。那个“笺证稿”不是早已多次指摘杨文“抓周得名”之类的失实吗？哪是什么“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”？再说笺证什么什么就是“经典”吗？“连中学生也能读懂的散文”就无须笺证吗？他显然是把学者考据史实的“笺证”混同于教师讲解字词的“注释”了。
孔文除了外行话，就是大批判，连一条书证都没有，这种文风很不好。我家中范、李、孔三位的书都有收藏，对所谓“钱学”的情况也比较了解（十多年前我作过《围城研究综述》）。孔先生是《钱钟书传》、《钱钟书与杨绛》、《杨绛评传》的作者。这三部书其实是一本半，都曾经受到范旭仑极为严厉而公正的批评，分别刊登在《博览群书》1993年1月号（修订本见《撩动缪斯之魂》215页）、1997年11月号（修订本见《新闻出版大地》1998年3月号、《读书人报》1998年6月18日）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瞧瞧，看看孔书是什么材料做成的。类似把民国三十四年当作1934年这样的常识性硬伤，范旭仑挑了他一大堆。这就难怪孔文绝口不提他遭到的批评了。他是否趁机“打击报复”呢？还是请读者去评判吧。
再说李洪岩《智者的心路历程》一书，我看它是目前最好的钱钟书评传，几年内恐无人能超过。记得傅聚卿、伍立杨、李国涛、辛广伟诸位对它评价都很高。孔文责难李的那些天真话，李书中早已痛驳畅论过了（274—275页）。而且，从《博览群书》1997年11月号上得知，孔书的一些东西，就是从李书以及《记钱钟书先生》上转抄来。一边抄人家的书，一边说人家的坏话：这算什么呢？
不管孔先生爱不爱听，我得老实说，就“钱学”而言，孔与范、李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，根本就不具备批评人家的学术功底，所以除了大批判，实在无计可施。他居然教训这两位学者应该“甘于寂寞，作点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”，实在是个讽刺。要说不扎实，我看不扎实和浮躁的就是孔先生的书。聊举一例。《杨绛评传》46页竟然能把杨绛抄首陈简斋诗送人的事编撰成“她偶尔写一些陈简斋体的旧体诗”！
可是，孔文居然笑话起以扎实见长的《围城疏证》来了，说这是走“捷径”。那么，这条捷径是怎么走的呢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看一下《围城疏证》，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感觉相当有功夫，不说别的，精熟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容易吗？恰好，最早跟随郑朝宗教授研究钱学的陆文虎先生对《围城疏证》有个评价，见于《钱钟书研究》第二辑第236页：“疏证一义，本是汉学的重要内容之一。然而，以此研究小说，大概还属少见。本文以《围城》为经，参稽钱先生其他著作，‘疏凿钩连，以钱解钱’、庶几可得相得益彰之妙，且会心之处，当不仅于此。”我想，在书中大写顾尔谦教授、孙柔嘉讲师（应是副教授、助教）的孔先生，恐怕是不会走这条“捷径”的吧！要说省事，孔先生曾经把《钱钟书研究》上的文献目录复印在自己的书中，那要比给钱先生的书做疏证“省事”多了。再说，你怎么知道人家“给钱先生喝住”了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有真凭实据吗？
孔文还指责范、李二位“轻信港台以及海外的某些谣传”，“犯以讹传讹或散布谣言的错误”，可又不拿出任何证据。实际上，传谣造谣的就是他自己。请看，孔著《钱钟书传》、《钱钟书与杨绛》散布“海外谣传”，并加油添火，诬蔑冯友兰“致朋友迫害而死”，宗璞先生在《文学自由谈》今年七月号发表辟谣声明，并要追究孔的责任。
诚然，关于“钱先生的作品发表于某年某月、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成立于什么时间，钱先生诗句的用典，杨绛先生有没有在清华研究院读书等等”，均“动手查查资料即可知道，没有必要信口开河，胡乱猜测，另立新说”，然而，孔先生自己偏偏就不去“动手查查”，反而“信口开河”，谎称杨绛获得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位。
回到讨论的具体事实。孔文称：“杨绛的文章主要是写钱钟书先生年轻时受温源宁约请为《吴宓诗集》写篇书评。”这是凭空捏造。杨绛原文分明是这样：“钱钟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，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钟书为他《不够知己》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。”杨文不真确的症结，就在于不知道钱的书评是评什么书！
钱钟书《〈吴宓日记〉序言》：“奉摘示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，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侑，‘愧生颜变’，无地自容……弄笔取快，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，罪不可逭，真当焚笔砚矣！而不才内疚于心，补过无从，惟有愧悔。”意思并不复杂，但我还是想把白话解释它，以便利普通读者：“看到吴宓日记抄稿大骂我的那些话，我就像韩愈在答覆殷侑来信时说的那样，羞臊得满脸流汗，恨不能钻进地缝里。我作文好幽默讽刺，却万万想不到自己当年的一篇论文会使吴宓如此伤心！自己的罪过不能逃脱，真该一把火烧光纸笔算了！我现在很内疚，没有办法去弥补我从前的过错，只有惭愧和后悔的分了。”
这说明什么呢？我想只要略有理解力，就能明白，这是说钱钟书在1993年春看到“摘示”的吴宓日记时，才知道吴宓当年如此护短而大骂自己的；而在此之前并不知道，现在一旦知道了，于是感到非常“内疚”，想“补过”，但为时已晚，没办法（“无从”）了。可杨绛文章呢，却说“内疚”“补过”的事发生在六十年前的1938年：“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”，孔文也说“钱先生直到1993年旧事重提仍为此追悔不已”。可有什么根据说“重”呢？没有。放着钱先生的序摆在那儿，不逐字去推敲，轻心易念想当然，反说人家“盲目”“纠缠”。
再就是如何评说钱钟书这段话。它是钱先生晚来“谦恭大度的表示”呢，还是钱先生早年真的犯了什么“罪过”一直在真心忏悔呢？是一种“修辞策略”呢，还是“自责出于至诚”？见仁见智，但我同意范李的观点，即这主要是钱先生“谦恭大度的表示”，是一种“修辞策略”。钱先生早年对吴宓的评价非常正确，没有错———文学批评本来谈不上什么“罪过”，而吴宓在日记中对此大骂，那只说明吴宓小心眼。李国涛先生在参与这场讨论的文章里，依据《吴宓日记》，为范、李的观点做了很好的证明（《难免招怨》，《文汇读书周报》1998年9月12日）。
另一个争论焦点是所谓吴宓是否“太笨”。我只想指出一点，即吴宓本人以及他的亲友都认为吴宓“笨”。我翻阅了范、李文章提示的《吴宓日记》，如1928年9月17日说“宓行事愚痴”，1929年1月28日记载其父亲说他“愚迷”，4月29日说自己“行事固多痴愚悖谬”，11月11日记载潘伯鹰说他“愚不可及”，9月25日记意中人毛彦文说他不过“为一愚人而已”。类似的记载几乎随处可见。
这些就是事实。可孔文居然说：“写质疑和反驳文章，首先必须有反驳的依据，得让事实说话。但这两位‘钱学专家’竟然一点不知，拿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驳材料，只凭着强硬的舌头和牙齿来辩驳。有些地方似乎连简单的逻辑知识都不懂；绕未绕去，咬往死理纠缠不休。”说得出这样的话，不禁使我想起王泉根对范、李文章的批评：“即使果真‘证据确凿’那又怎样？”孔文的文风可以说较王文为甚为烈。
必须强调，学术讨论首先应摆正学风。我看孔文问题还不是出在学识和学问上，而是出在学风和态度上。我希望今后的讨论各方都能够就事论事，不要别出手眼，再跑到事实之外去做无端的攻击和倾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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